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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勞基法》再修爭議幾點想法:跳脫保護迷思,追求「生產者自治」

王映棻
*本文首發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近期《勞基法》再修爭議
       民進黨在2016年執政後,以刪減七天國定假日,同時推動確保勞工每週有強制休假的例假日和保留彈性加班空間的休息日,也就是所謂的「一例一休」作為《勞動基準法》修法改革,曾經引發許多爭議。然而,新法上路不到一年,在勞方不滿意,資方大反彈的情況下,近期提出再修《勞基法》之議,並在草案公告未達60天、只召開過一場公聽會的情況下即火速於國會完成一讀,並企圖在年底闖關三讀。
      從行政院提出修法版本來看,這次修正的重點,在於通則式的鬆綁現行「七天休一天」的規定至可「連續工作12天」,並將「輪班間隔休息11小時調整為8小時」,以及休息日工資由從優改為核實計算。可以說,此次的《勞基法》再修正,是意在放寬全體企業對受僱者排班的限制,讓資方得以基於營運的考量增加勞動者的工時,同時減低包括休息時間、薪資等給予勞動者的必要補償。
       更令人驚異的是,此種拉長工時的彈性,新修草案規定,只需「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即可。由於台灣勞動階級的的組織力量薄弱,全台僱傭勞動者的企業、產業工會參與率更只有7% [1],缺乏能與資方對等協商的力量,在總數140萬家的企業中,更僅有4.96%的企業有開過「勞資會議」[2],可以想見,如果此次的修法通過,將惡化台灣的勞動條件,從而為資方役使員工大開方便之門。

民進黨階級立場的宣示
       民進黨政府如此急切於將《勞基法》親資化,自然引發受薪大眾的譁然與強烈反彈,除了勞團的抗爭,時代力量、國民黨等在野政黨在感受到大眾這股怒火後,也紛紛以冗長發言干擾、抵制修法的進行。在11月23日的初審受挫後,民進黨不得不透過傳媒對爭議進行說明,其中,以行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24日接受《風傳媒》的專訪對於此次修法的解析 [3],最值得吾人的注意與討論。



      在該篇專訪中,何佩珊清楚的為我們說明民進黨的政黨基礎在中小企業主,這次的修法是為了中小企業習以為常枉顧基本勞權、「隨時彈性、隨時上工」的資本積累模式服務,算是首次打破過往強調的「照顧全民」、「全民託付」的虛假宣稱,赤裸的揭示自身的階級屬性。這篇聲明除了可讓還對民進黨有所期待的受薪大眾認清現實,更值得台灣一切以左翼自詡、標榜以基層勞動大眾為核心關懷但曾與民進黨結盟的政治力量、運動者,好好檢討一下這樣的合作關係。
       事實上,不同階級利益的政治力量,基於共同的目標暫時結盟本就無可厚非,譬如在反對國家威權、反對大資本壟斷的運動上,勞動大眾與中、小資本同盟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重點不在結盟不結盟、合作不合作,而是勞動大眾必須注意自己的階級政治力量在這個合作中是否能夠掌握主導權,如果沒能力掌握主導權,合作就形同被另一個階級力量裹脅。
       當彼此對於未來目標有所分歧時,只能任這個曾經的盟友將運動偏向而無能為力,與其如此,倒不如先以組織草根、壯大自身為優先要務。如今,民進黨已公然而明確的申明自身代表中、小資本家的階級利益,並承認不惜為其犧牲勞權,我想台灣的任何左翼勢力都不該再繼續裝傻做這個政權的馬前卒。
為中小企業延命不是壓抑勞權的藉口
      何佩珊在專訪中,反覆強調「不符勞動權益要求的」中小企業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台灣競爭力的關鍵」,「一例一休」的立法對他們「衝擊非常大」,如果就此放任衝擊,讓這些產業被淘汰,會造成失業等嚴重問題,更會讓台灣走向「大資本大財團壟斷的經濟模式」。
       且不說,為了反資本壟斷,不壓抑資本反而收奪勞權這個顛倒的邏輯本身有多麼荒謬,即使順著其似是而非的「必須配合中小企業營運否則將導致大資本統治」的論理,我們也不能忘記,現在被視為大資本大財團的鴻海科技集團,在過去也曾只是中小企業而已。何況,台灣長年對勞權的壓抑,根本沒能避免大企業在市場上的寡佔逐步增高,也沒有讓台灣繼續維持著她所宣稱的「中小企業是產業主力」[4]。
與其保護中小企業不如由生產者自治
       老實說,如果真心以社會基層為念,就不會以無法應付基本勞動條件的企業之存續為優先考量,更不可能做出資方要五毛自己加碼到一塊的行為 [5]。而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國家限制性政策的介入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如果要徹底根治資本壟斷的問題,思考的解方就不應只是在保護產業和淘汰產業打轉,自限於資本家的邏輯,也不是在基本的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可以解決的,而是要讓經濟模式徹底跳脫當前習以為常由資本家決定的框架,嘗試促進社會各事業體由他們自己的勞動者集體民主管理。
       所謂由勞動者集體民主管理,就是由各事業單位的勞動者全體,透過民主決策自主決定生產和分配的方方面面,這包含生產什麽東西、使用哪種技術、生產地點的設置、要不要與其他單位結合、成果分配的比例等等,甚至為了確保成員的平等性,應規定不同的分工崗位要定期輪換,讓每個勞動者都能充分參與到管理和實際的生產裡。
       或許,這樣的主張有人會認為過於夢幻,然而這並非烏托邦,相似的實踐,其實在他國民間早有勞動者自發的進行,最受注目的莫過於是南美阿根廷的「由工人復甦的企業」(empresas recuperadas por sus trabajadores,ERT)。

       阿根廷在2001年和2008年兩次經濟危機期間,就出現過廣泛的工人接管工廠運動,多數被勞工接管的工廠,並沒有從中產生新的老闆,而是組成合作社,建立自主集體民主管理決策的運作模式,而這些合作社之間,甚至經常相互支援,一同分享訂單、人才,並與在地社區密切結合。儘管他們在資本主義市場的包圍下面臨許多挑戰,但許多案例都在堅持民主、平等、互惠的運作中找到自己的存續方式,為我們在資本統治的世界外提供了另一種的可能[6]。

       我認為,台灣的勞動大眾在爭取基本的勞權保障之餘,該認真考慮的是如何去促成這種「生產者自治」的運動,而非被統治階級牽著鼻子走,過度陷入該不該保護中、小資本運的爭辯。
       另一方面,我們更該好好追索,如何透過運動去爭取一個能為這類非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推波助瀾的政權。當然,在這之前,以勞動大眾解放為志業的左翼有機知識份子,最該做好的,還是屬於我們社會的各階級分析,讓大眾在行動之前,確確實實去認清:誰是勞動者之友?誰是勞動者之敵?
註釋:

[1]華航罷工滿周年 勞工參加工會比率僅7%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2535067

[2]勞資會議是什麼?勞工真的能坐下來跟老闆好好談?https://www.twreporter.org/a/labour-law-management-and-labor-council

[3] 獨家專訪何佩珊》中小企業是民進黨政治基礎 修勞基法是黨內是否該調往中間的路線問題http://www.storm.mg/article/363717

[4]關於台灣資本集中化與早已不是以中小企業為產業主力的現象,《天下雜誌》的專訪台灣經濟大衰敗,這20年發生什麼事?中研院報告揭密有所提及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6269 ,另根據台灣期貨交易所的數據,2008年台股前10大企業的市值占台股36.567%,前三大則占台股18.549%,到了今年,台股前10大已占41.8577%,前三大更是27.8933%。見http://nextplayer.pixnet.net/blog/post/13046910-台股加權指數產業比重及權值股資料、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9/9_7_1.asp

[5] 這次政院所提版本,修正幅度超出原先資方的提案,行政院長賴清德在聽取工商團體意見後,更加碼鬆綁「71」與「輪班間隔」的規定,被外界形容為「要五毛,給一塊」。

[6]阿根廷的工人民主管理案例,可參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的演講,阿根廷接管工廠運動的歷史與前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11znEIwtw




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流產的民主革命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與教訓

王映棻

眾說紛紜的二二八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刻劃227緝菸血案場面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從日本殖民復歸中國統轄一年多的某個傍晚,6名「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與4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過程中毆傷因家境困難而販私菸營生的寡婦林江邁,因而引發警民衝突。衝突間,查緝員又開槍誤殺圍觀市民陳文溪,且在隨後尋求憲警庇護,導致激憤的民眾先後包圍警察總局和台北憲兵隊,並於28日上午衝入專賣局台北分局、專賣局局長公館,痛毆職員、搗毀用具、焚燒專賣物資。下午,群眾以鑼鼓為前導,沿台北車站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要求懲兇,未料遭受公署衛兵開槍掃射,造成數人死傷,部分悲憤的民眾於是佔領現被稱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中山公園的廣播電台,向全台報告台北發生的慘案,從而引爆了蔓延全台、被稱作「二二八事件」的動亂。


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前的抗議群眾

  即使事件至今已經超過半世紀,台灣也早已走過軍事戒嚴的禁忌年代,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卻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分歧。對事件持肯定評價的論者,有人將它視為一場被鎮壓的和平改革,也有人將它視為寡不敵眾的武裝革命,持否定論的,則有「反民逼官」、「共黨陰謀」、「皇民與地痞暴動」等等詮釋論調,另外也不乏「中國侵佔台灣、屠殺台灣人」這樣的悲情敘事,主流民眾的理解,恐怕則多是省籍/族群衝突。

  事實上,將「二二八事件」理解為單純的和平改革和全然的武裝革命都過於片面,將失敗歸因寡不敵眾也過於簡便,而僅僅解釋為省籍/族群間的衝突,無疑十分膚淺,「中國侵佔屠殺說」更是過於簡化的事後詮解,至於「反民逼官」、「共黨陰謀」、「皇民與地痞暴動」則更等而下之,不過是延續當年主政者推卸之詞。

  那麼,我們究竟要如何理解「二二八事件」呢?


熱望「出頭天」的人民遇上極端腐敗的「尋租」政權

 

民眾自發性的列隊歡迎國軍入台

  要理解「二二八事件」,不能不先認識台灣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面臨的情勢。

  日本50年殖民統治引入的現代社會秩序和外來統治下的差別待遇,一方面養成了台灣民眾守時、法治、公德心等處事慣習,另一方面則讓台人積累了對於「翻身出頭天」─民主自治、追求平等地位的強烈渴盼。

  戰後中國對台灣的接管,既被賦予和宣傳為「光復」的意涵,更是讓台灣民眾對於新時代有著當家作主、社會全面解放的熱望。無論是民眾自發性的列隊歡迎國軍入台,或是自發的學習「國語」和「國歌」,積極的認識三民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瀰漫全島各地的「祖國熱」,正是反映了台人前述的心理狀態,同時也顯示當時的台灣民眾,普遍視中國接管等同於回歸自己的國家,而非外國佔領。雖然就當時的國際法而言,中日和約尚未締結,中國只是代表盟軍接管,主權仍尚未移交。

  然而,此時統治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卻是與台灣民眾的想像有著極大的落差。它是備受當時中國社會廣大平民百姓厭棄的支配階級─大地主、買辦資本家、裙帶資產者在政治上的總代表,極度腐敗、橫暴,除了積極「尋租」,鮮少給予社會建設。戰後國民黨政權的接收團隊,在進入中國本土沿海的前淪陷區,更是充斥貪汙、侵佔、任人唯親、動輒誣人為漢奸的惡劣作風,早就被批評為「劫收」,當時更流傳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說法,於各處激起陣陣民怨和抗爭。由於台灣民眾的期望與歸屬的政權性質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也就註定了戰後初期台灣社會迎向不可避免的悲劇。


對於戰後惡政的總反彈

 

行政長官陳儀

  戰後初期,國民黨接收團隊基於方便,於台灣建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制度,基本上是承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總督府體制。行政長官陳儀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宛如殖民時代的日本總督,而接收大員帶著與日本多年對抗下積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於前淪陷地區民眾的歧視,動輒指責文化上受日本影響的台灣人「被奴化」,讓熱切擁抱「祖國」的台灣人頗感受傷,再加上現實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皆由外地人壟斷,更使台人覺得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並未改變。

  以行政長官轄下9個處的18位正副處長來說,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人,17位地方縣市長中,僅有4位台籍人士,且均是具有旅居中國本土、與國民黨有關係淵源的所謂「半山」人士。另外,根據1946年11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灣人僅占0.82%;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灣人也只占6.63%。甚至在這些極少數的台籍文官當中,依舊是由「半山」為主。

  不過在政治上更令台灣人難以接受的,還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即十分習慣的任人唯親、貪汙腐敗作風。知名的案例,像是台北縣長陸桂祥將原縣府職員免職,安插200多名自己人,並且隨意變賣日方物資,得款一億多元;貿易局長于百溪隱匿變賣接收的日方物資,得款數千萬元;專賣局長任維鈞侵吞鴉片70公斤,私運香港變賣獲利,並推說鴉片是被白蟻吃掉等等,不勝枚舉。單《民報》一家報紙的報導來說,從國府接管臺灣至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短短一年多時間,與貪污案件相關的報導就有50件,若再加上其他媒體報導以及未曝光者,則更不知其數。


   除了在政治上延續日本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並且帶來於中國本土慣常行使的惡劣作風,國民黨接收團隊在經濟上的作為更是只有破壞毫無建設。陳儀團隊接管臺灣以後,採取全面性的統制經濟,將日本人所留下來的237家公司企業,600多個單位,全被納入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室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但由於相關主事人員貪求利益,工廠的原料、燃料、設備,往往都被運走變賣到投機市場,導致工廠不是開不了工,就是開工了反而虧本,許多公營企業不但無法自給自足,還要向銀行貸款,而貸款的增加,又迫使銀行印製鈔票因應,造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因此又再增加公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由於接收團隊的經濟舉措既壓抑台灣的本地商人,又沒能恢復經濟生產,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失業潮,尤其戰後20萬的前台籍日本兵返台後,遲遲無法復員就業,更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汪刃峰,(為了米),描繪228前夕台灣米荒狀況

       過往台灣糧食的供應都十分充足,從未發生糧荒。即使日本殖民時代,米糧大量輸往日本,但是仍舊保障島內的基本需求,縱然在戰爭時期,糧食也有配給制度維持一定的民生供給。然而,戰後國民黨政權接管後,接收大員不是將島內儲糧運往內陸變賣牟利,就是用以應付國共內戰的軍需,因此,米、糖等物資被大量運走、強購,竟造成了台灣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米荒」、糖價飆漲等民不聊生的困局。

  而最最令習於現代社會秩序的台灣人震驚的,莫過於是來台國軍敗壞的軍紀。許多軍人往往乘車和看戲不買票、買東西不給錢,甚至動輒開槍示威、結夥搶劫,將電話線、消防栓、交通號誌等公共設施拆除變賣者更是大有人在,因而也引發最多的治安問題和民怨紛爭。

  正是前述這些政治、經濟、社會面向的惡政和亂象,而不是任何野心、陰謀人士的策動,讓台灣民眾與來台的統治集團的矛盾,在戰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以空前急速且大量的方式累積,從而通過1947年2月27日和28日的血案徹底引爆。

中國詩人臧克家於該年3月發表在《文匯報》的詩作〈表現──有感於臺灣二二八事變〉,可說恰如其分的反映當時台人的心聲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準革命狀態

 

荒烟,(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刻劃228人民起義

  由於國民黨接管這一年多來,權位皆由來自中國本土的外地人把持,貪贓枉法的大員、行為脫序的軍人也均是來自中國本土,因而在血案爆發後,不少群眾將怨憤轉嫁給這群來台的外地人。從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掃射至3月4日,全台各地除了出現群眾蜂起攻佔官署、派出所、軍營、軍械庫、軍事要地的情況,更出現了針對外省中國人無差別襲擊的現象,造成不少無辜外地人的傷亡。

  但是面對亂局,各地台籍仕紳、知識份子很快就組織起「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應對,一方面向陳儀當局提出血案善後與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則致力恢復秩序,而各地高中、大學的青年學子也紛紛自發性的站出來組織學生隊、青年團,維護治安。因此這種排外性質、族群衝突的攻擊很快就獲得控制和平息,事態因而朝向具積極意義的政治革新方向轉變。

  至此,全台局勢幾已進入政治革命狀態,除了台北市、彰化市、高雄縣(轄域涵蓋今屏東縣)、台東縣等首長本身就主動與處理委員會配合,基隆市、新竹市、高雄市、花蓮市、澎湖縣因有較為強勢的地方駐軍作後盾,尚掌握在原執政團隊手中,其餘地方政府,如台北縣(以今新北、宜蘭地區為轄域)、新竹縣(以今桃竹苗地區為轄域)、台中縣市(以今中彰投地區為轄域)、嘉義市、台南縣市(以今雲嘉南地區為轄域)、屏東市均被民眾接管。


改革或革命:兩條路線的浮現


                                                                               
                                                             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情形

  只是,就算局勢已發展到準革命階段,作為領導角色的處理委員會政治菁英事實上並未有相應的革命覺悟,他們的政治判斷仍遠遠弱後於群眾的腳步。即使他們提出了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過於激進、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高度民主自治要求─長官公署各處處長超過半數應由台人擔任、公營事業歸台人負責、縣市長民選,後期還加上駐台軍隊由台人徵集擔當、警察機關首長由台人擔任、地方法院院長和首席檢察官全數由台人充任等條件─他們努力尋求的仍是體制內的解決之道,寄望當局應允、實行大幅度的政治調整。對他們來說,在事變中蜂起的大眾只是一種向政權施加壓力的工具,而非爭取甚至是保衛權利的決定性力量。



            謝雪紅                                                  陳篡地                                                           張志忠


        當時唯一有革命意識的,要屬於本來就想望著革命的原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共產黨黨員及其同路人,還有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地下工作者。然而,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共黨組織的擴張十分緩慢,全台正式黨員僅有70餘人,事變之初的蜂起群眾成份複雜,更完全不是這批社會主義者所能掌控,雖然他們還是很快的成為中南部武裝力量的主導者─在中部地區,以取得「二七部隊」領導權的前台共領導人謝雪紅為代表,在雲嘉南地區的武裝隊伍,則分別由前日共成員陳篡地、前農民組合參與者許分、李媽兜負責,而他們都各自與中共派駐來台發展武裝工作的台籍幹部張志忠有所聯繫。但是,這些武裝隊伍,雖偶有相互支援之舉,主要仍分散集中於各自控制的市區,並未嘗試擴展至鄰近鄉村,因此實際控制的範圍並不大。至於其他地區的自發性武裝,由於缺乏組織、指揮人才的領導,則泰半是憑藉血性和義憤行事,轉瞬消散的烏合之眾。

  可以說,整個「二二八事件」在民眾自發性起義後,一直缺乏決定性的力量協助革命的推進,民間的意見領袖大多對於當時已極度腐朽的國府體制有著不切實際的改良想像,革命武裝在初步大捷後,也未能把握時機擴大戰果,於周邊鄉鎮、村里建立廣泛的根據地,因而也就免不了讓這次的抗爭,成為一場流產的民主革命。


國軍的反擊與各地的鎮壓情況



  1947年3月6日,就在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電請南京中央派兵增援,另一方面透過廣播假意表示接受處委會提出之改革方案的這一天,國民黨軍隊的反擊和鎮壓,已經率先從高雄市展開。

  由於駐有重兵,加上市長黃仲圖本身願意與各界協商,事變以來,高雄市雖軍民、警民衝突不斷,但行政機關並未被接管。為了使軍方停止砲擊、掃射、封鎖市區,3月6日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領袖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7名代表,在處委員會推派下,前往位於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交涉,未料卻遭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扣押監禁,隨後軍隊兵分三路下山攻擊高雄市政府,以及民眾佔領的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既鎮壓武裝群眾,也對於市府開會的處委會成員、無辜民眾進行無差別濫殺。而遭扣押的代表僅黃仲圖、彭清靠、李佛續遭釋放,其餘也在稍晚遭處決。

  3月7日,得知中央軍隊將至的陳儀,斷然拒絕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這時王添灯等處委會代表才驚覺「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遂於晚間透過廣播電台向全島民眾報告。但到了這個階段,除了中南部的革命武力,其他毫無作戰準備的民眾根本已來不及應對即將到來的鎮壓大軍。

  3月8日下午,約7000名兵力的國軍整編第21師和憲兵第4團自基隆港登陸,另有3000名兵力從高雄港登陸。這些部隊在未靠岸前便以機槍掃射陸地,登陸後沿途朝人群密集處掃射,並濫捕、濫殺路邊民眾,分別向北和向南推進掃蕩。

  由於北部地區缺乏有組織、有領導的民間武裝力量,因此鎮壓軍隊未經激烈反抗便輕鬆進駐。軍隊進駐後,事變以來積極參與處理委員會的政治菁英,如王添灯、黄朝生、李仁貴、陳屋、徐春卿等等,乃至於戰後曾揭露時弊的報刊之主管,如《民報》社長林茂生、《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及副總編輯吳金鍊,開始大規模的遭到捕殺、「被失蹤」,甚至並不積極參與處委會的仕紳,如施江南,或是根本未涉入處委會的知識份子,如吳鴻麒、王育霖也莫名遇難。

  中部地區,國軍第21師登陸鎮壓的消息傳開,左翼作家楊逵認為人民武裝過度集中於台中市一個據點畢竟無法持久,於是撰寫〈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並於3月9日刊出,疾聲呼籲成立工作隊深入各鄉鎮,組織當地知識份子、熱血青年成立平時協助農家生產、遇戰事可到處應援的保衛隊和防衛地方的自衛團,以擴大控制面、爭取更多後備動員,進而打持久戰。然而,楊逵的主張並未獲得響應。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第21師已逼近台中,為免波及市區,毅然撤往埔里,並試圖與霧社原住民聯繫,以轉進山區打游擊。但因為霧社原住民並不支持,「二七部隊」於14日到16日在水里、魚池、埔里一帶與國軍激戰後,考量兵力懸殊、彈藥用罄而自動解散,部分成員轉往小梅、樟湖山區。

  雲嘉南地區,因南部駐軍11日的挺進,台南一帶的群眾力量首先被瓦解。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湯德章被槍決,台南工學院師生和市民200多名被捕;而被民軍驅逐退守水上機場的嘉義市政人員及軍警,也在11日得到第21師緊急空運一個營的兵力補給,以及南部援軍的抵達後,悍然扣押陳澄波、盧炳欽、潘木枝、柯麟等4名由力主和談的處委會所派出的協商代表,開始進行反攻。當軍警12日重新進駐嘉義市區後,開始捕殺嘉義市的處委會成員,當初被扣押的4名代表也遭當眾槍決。因為戰事不利,部分嘉義民軍選擇撤往小梅山區,於途中遭遇國軍剿滅。國軍14日也進攻雲林斗六,陳篡地部隊同樣轉進小梅、樟湖山區打游擊,堅持一段時日才潰散。

  至於最南端的屏東市區,軍隊早在8日即已進駐,12日開始進行清算,公然槍決處委會屏東分會召集人葉秋木,以及曾參與起事的市府翻譯莊迎。

  就連事變局面較為和平的東部地區,於軍隊進駐「綏靖」後,在宜蘭就有處委會宜蘭分會的成員郭章垣、張雲昌等多人被捕殺,而花蓮亦有處委會花蓮分會成員,如許錫謙、張七郎、張果仁、張宗仁等遇害。

  從上述的鎮壓經過,尤其是出面與政府周旋的處委會參與者和曾抨擊時政的媒體之主管的大量死難,可以發現,當局報復式清算的意圖十分濃厚,即使處委會一直採行和平協商、寄望由當局進行改革,但由於局勢已發展至行政和軍警機關被接管,其所訴求的又是可與之相呼應的台人全面自治,因此幾乎被視同叛亂奪權行動的一部分。除了當局的報復,從一些未參與處委會、未涉入事變的菁英莫名遭獵殺,也看得出來有人藉著軍隊壓境的過程「公報私仇」。


後續效應:噤聲或更激進



  這樣的鎮壓和整肅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得以倖存下來的台籍仕紳菁英,不是膽寒噤聲,從此配合國府,就是意志消沉,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台灣社會的「省籍」芥蒂也更形擴大。然而,對於許多血氣方剛的青壯年一輩來說,經歷鎮壓而不死,只是讓他們對於國民黨政權更為仇視,並急切的尋找新的反抗可能。「再發動一次二二八,推翻國民黨的暴政。」就成了當時多數熱血青年的心聲。於是,他們有人從高度自治的訴求走向了台灣獨立,而更多則被共黨地下或外圍組織吸收,被編入席捲全中國的紅色革命運動,直至1950年韓戰爆發,他們的再次起義之夢,才與台海一併被協防國民黨政權的美軍第七艦隊封斷。


「二二八事件」的教訓



  回首「二二八事件」,它用血淋淋的教訓告訴了我們,當群眾已經自發性的走上了起義奪權的道路,並且取得初步的勝利果實,擁有相似革新目標的政治領袖不去支持群眾以自身實力擴大並鞏固成果,反而盼望被奪權的對象會接受事實並自我讓權,是多麼的天真和不智的行為。

  而中部及雲嘉南革命武裝的潰滅,也揭示了在兵力懸殊的「不對稱作戰」中,集中各別據點,未能即時擴大控制面、建立廣泛的根據地,沒有讓後備動員機制扎根城市勞動者和廣大鄉村的侷限。假使當年楊逵的建議,很早就被實行,也許抵抗的局面會有所不同。然而,真正要起到動員工農大眾的效果,就必須提出能滿足工農大眾需要的生產分配主張,譬如鼓勵並承認工人接管工廠、倡議耕者有其田等等。這是在目標只停留於政治制度要求的「二二八事件」所嚴重缺乏的。

  在形式的民主已然實現,徹底的社會解放仍待努力的今日懷想二二八,我們不應僅是紀念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靈,我們也不該只是悲嘆那群無辜受難的冤魂,也許該牢記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民眾起義究竟是因為甚麼樣的侷限而導致失敗,以及失敗後所帶來的,會是怎麼樣的慘烈後果。


2016年6月26日 星期日

華航空服員罷工的啟示

趙翊望

    6月24日晚上9點45分,位於華航台北分公司前,南京東路3線道上的罷工棚內及其四周歡聲雷動,宣告著由華航空服員於24日零時開始的國內首宗航空業罷工行動,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就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此次罷工所提出的七項訴求:

(1)未經工會同意,不得變更報到地點及工時計算方式。
(2)除越洋航線外,其餘工作條件一律回歸《勞基法》。
(3)外站津貼從每小時2元美元提高至5元美元,非工會會員不得享有。
(4)保證年休假123天、月休8天、季休30天。
(5)實施考績雙向互評。
(6)國定假日依法給予雙倍工資。
(7)給予工會代表、理事及監事會務公假。

除外站津貼部份,最終決議採分階段實施,其餘資方皆無條件接受。可以說華航空服員這次打了場極漂亮的戰役,以迅雷的速度讓台灣社會見識到勞動者的力量是足以壓伏資方的,也為台灣勞權抗爭寫下亮眼的戰績。

    華航空服員罷工的導火線,源於 5月5日華航以一通簡訊片面變更報到地點及工時計算方式,將原本計入工時的台北到桃園的通勤時間、起飛前的準備工作、降落後的機艙整理時間排除在外,並且把短程航線的空服員也納入不受《勞基法》單日工時最高12小時限制的責任制適用範疇,從而引發反彈。

    這場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獲得勝利的罷工,除了做到了他們在罷工宣言中所宣示的「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台灣必須告別長工時的過勞時代。」並切切實實的再次教育了其他勤勞大眾:「罷工不可怕,團結才有力量」、「戰鬥,才有翻轉的可能」外,還有許多啟示值得所有勞動者的正視。

    首先,這次發動罷工的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該工會是職業工會而非過去傳統的企業工會。過去台灣合法罷工,僅能由企業工會發動,一直要到2011年勞動三法進行修正,產、職業工會只要擁有某企業超過一半的受僱員工加入,其對該企業資方的集體協商代表權,就能獲得承認,甚至在協商不成,有權發起罷工程序。2015年4月,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就曾成功地發起並完成華航機師的罷工投票;此次華航空服員罷工的大獲全勝,更是再次逼使所有勞動者好好去正視產業、職業工會這個可茲運用的載體,以及相應的罷工模式。

    其次,工會在21日投票取得罷工權後,先是對外宣告罷工時間點在7月,然後再來個無預警突襲,提前罷工,完全打亂資方原有的應變、調度,成功癱瘓華航在桃園、松山兩機場的航班,更是揭示了,罷工要成功不只是需要團結一致、眾志成城,還需要在行動上搞奇襲,速度上快、狠、準。畢竟,資方措手不及,就會亂了陣腳,而這是勞方取得勝利的最基本條件。

    此外,這次的罷工也告訴我們行動時機精密計算的重要性,除了選在總統搭機出訪的時間點,能提高壓力,另一方面,選在新政府初上台,作為國家航空的華航管理層進行新舊交接的階段,也讓有意展現新人新政,同時整頓舊高層的新政府,願意在姿態上站在勞方這一邊,以最快的速度釋出善意,調整舊規範。

    可以預期,這場勝利的效應將持續發酵,鼓舞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在未來勇於行動,放膽爭取應有和更好的勞動權益。華航空服員罷工只是個開始,接下來台灣工潮,毫無疑問的將更加風起雲湧。

2016年2月13日 星期六

2016年台灣大選後新政經情勢的總結與展望




王映棻

        2016年1月16日,二次大戰後台灣政經秩序的建構者——中國國民黨,一如所有政治觀察家的預期,繼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公職選舉慘敗後,再次在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會改選迎來了空前的挫敗,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和王如玄只得到31%的得票率(3,813,365票),國會也只拿下35席,比上一屆整整少了29個席次;相較之下,代表民主進步黨的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6,894,744票)當選為首位女總統,國會更取得了68個席次,強勢過半;而在2014年318運動後冒起、匯集部分具有全台知名度的社運名人,並與民主進步黨結盟的新興政黨時代力量,也擠掉其他名氣略遜的進步小黨和一些保守黨派,拿到了5席的國會席次,晉升為國會第三大黨。這次的大選結果,是繼2014年底「九合一」大選後再次驗證了318運動後台灣的選民結構變動,也標誌著對戰後台灣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治組織本身,將逐步淡出歷史舞台。

中國國民黨在台統治基礎的建立、轉換與瓦解


       作為曾在台海兩岸都欠下深厚血債的中國國民黨,它的消亡本為歷史的應然,只是歷史上國際強權的干預和掌舵者適時呼應時局的轉型,一再讓其延命。



        1950年,以推翻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地主、買辦、裙帶資本統治集團為目標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大局本已底定,當時退守才管轄5年、二二八血痕未乾、統治基礎極薄弱的台灣、坐等亡黨終局的中國國民黨,卻幸運地在韓戰爆發後,被全球資本主義守護人——美國挑選為東亞防堵社會主義革命擴散的馬前卒,給予強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及發展指導,讓它既得以與中國共產黨隔海分治,並可以在台澎金馬繼續以「中華民國」這塊早被砸爛的舊招牌,建立起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式政體,並在經濟上,以「發展型威權主義」(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 )讓台灣逐步嵌入依賴美國的技術、市場以及日本的生產資料的依附結構之中,逐步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角色上升至半邊陲位置,完成從日本殖民時期就開始的資本主義化進程。雖然這樣的過程,是以殺盡、關絕了台灣戰後第一代追求社會解放、爭取政經民主的仁人志士的高壓統治,以及盤剝農村、彈壓勞權、破壞環境的殘酷資本積累體制為代價,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民黨透過土地改革,成功爭取到台灣本地翻身小農的支持,透過提供地方政經資源分贓,成功換取了台灣各地方頭人的侍從,再加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比過去更為豐足的物質生活,與一定程度的階級向上流動,都再再讓台灣社會暫時忘卻追償血仇和奪還權利。





       雖然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就此喪失了1950年以來由美國強力支持起來的國際人格,並且在稍後迎來了日、美在內的重要反共「盟邦」的紛紛斷交,曾嚴重衝擊中華民國體制的存在合法性,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本地資產階級的成熟壯大與擴張,更讓黨國機器越來越無法有效扮演主宰、統合一切的家父長角色,使得長期被掩蓋、忽視的社會矛盾和族群恩怨不斷暴露,並引發了此間崛起的大量中、小企業主和由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所構成的都市中產階層開始去挑戰黨國體制對於自身政經權利的諸多限制,幾乎動搖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根基,但是接班主掌黨國大權的蔣經國,既透過小規模軍警鎮壓、特務暗殺的恐怖維穩,又運用大規模提拔台籍才俊、局部政經開放來回應社會需求,成功度過了這輪危機。




       即使1988年強人蔣經國在沒有留下任何權力繼承指示的情況下猝逝,讓黨國官僚高層陷入爭奪大位的洶湧權鬥而無暇他顧,為長久以來被壓抑的社會力開啟了空前的反叛空間,但台籍出身的總統接任者李登輝靠著結盟實力正盛的資產階級和地方侍從豪強力量,逼退黨內舊官僚、軍頭勢力,成功將中國國民黨從資產階級的哺育者轉型為大資產階級和地方豪強的權力聯盟,並透過一方面鎮壓影響資本積累的工潮與環保運動,另一方面積極迎合民間政治民主化的呼聲,主導相關改革,使國家機器除了在依靠美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部分有所延續外,徹底蛻變為台灣資產階級內部各派系直接輪流執掌的統治工具,再次讓中國國民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存續。



       就整個1990年代來看,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順勢改革,可以說成功收編了台灣資產階級反對運動的成果與動能,甚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政治自由化得以從海外逐步回流島內發揮影響,一時聲勢大好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中的右翼也不能例外,中國國民黨不但在國會全面改選和首次總統直選獲勝,並成功讓反黨國起家的中產階層勢力的政治代表民主進步黨與其合作修憲,更透過對中華民國體制和國教教科書的台灣化改造,成功敷衍了民間建立新國家的呼聲,以其主導台灣政局發展的實力,要不是中國國民黨1990年末因李登輝與宋楚瑜的政爭,導致陣營分裂,民主進步黨未必能在2000年總統大選以39.3%並未過半的得票率贏得首次執政權。




       雖說,中國國民黨在2000年失去了執政權,但由於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全球的影響日盛,其龐大廉價勞動力和廣大消費市場的誘惑不減反增,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即使如1990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以限制高科技等重點產業西進、輔導台商南進東南亞投資作為替代,也無力減緩其對台灣產業資本的磁吸效應,反而因此成為台灣產業資本家應付全球市場競爭、擴大積累的障礙,而備受厭棄;相較之下,在野的中國國民黨透過黨內路線鬥爭,再度適時順勢化身為代理兩岸經貿交流的掮客,因而繼續獲得台灣資產階級的擁戴。即使民主進步黨試圖透過操作族群動員、利用「二次金改」的利益輸送拉攏金融資產階級,建構自身的政商聯盟,以穩固政權,卻反而因此身陷政情對抗、貪腐醜聞的泥沼,在經濟發展停滯、政局動盪、道德形象蒙塵的情況下,民主進步黨更連帶失去了長久以來都市中產階層的支持,於是在產業資本家抵制、中產階層背離的情況下,給予了中國國民黨重新上台的契機。




        2008年,中國國民黨以兩岸交流掮客之姿、其領導人馬英九以蔣經國門生和模範官僚的形象,成功滿足了押寶中國市場的產業資本家、緬懷威權時代保守安定格局的軍公教人員、渴望繁榮與崇尚廉能的都市中產階層等社會群體各自對於政局想望的投射,以國會席捲了81席次、總統獲得7,659,014的高得票數被推舉上執政大位,但是中國國民黨此次執政,一方面由於動輒以改革之名,向地方豪強勢力開刀,從而鬆動了自身長久以來的統治根基;另一方面,則因為立即碰上了環球金融海嘯的衝擊,在經濟衰退,資本家和企業高階經理人為縮減成本以維持企業的利潤率,導致了減薪和裁員頻仍、就業困難的情況,令2000年以來開始明顯的社會兩極分化的情勢更為加劇,越來越多中產階層的中下層,如企業的中低階管理層、科技業員工、各種專業技工、各式服務業的受僱人員,失去了過往年代對於自身向上流動的強烈信心,開始重新體認到自己與資本家及資本決策人員不同甚至相對立的雇傭勞動者身份,長久以來在台灣社會被隱蔽的階級矛盾,就此浮上檯面。中國國民黨面對階級分化擴大的態勢,試圖透過對企業放寬融資及租稅優惠來刺激投資,期望能擴大就業機會,卻反而促使財團圈地、房市炒作的猖獗,加深了階級對立的社會氛圍,而其任內大力推動、並再三保證會為社會整體帶來實利的兩岸經貿整合,除了讓有能力遊走兩岸的大資本家、大企業高階經理人受益,並未能讓其他群體的生活獲得顯著提升,反而因為海協會長陳雲林等中國代表訪台時,執法機關在維安上的濫權和暴力、兩岸交流頻繁所必然增多的兩地文化衝突和人員摩擦,以及海峽對岸由國家扶植的自有製造業和科技代工業的崛起,對於台灣相關的中小企業所帶來的威脅,讓台灣社會集體對於兩岸關係急速拉近產生排斥的情緒。







       於是,在這個時期,台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是反財團掠奪、反國家暴力與反傾中這三種類型的抗爭,很多時候抗爭甚至是這三種型態的相互交織,這些抗爭就像是318運動爆發前的一次次演習,洗禮著島內那些困於時局的青年學子和受薪勞動大眾,無論他們本身就是這些暴力、掠奪的受害者,或者是在社群網站的串聯、動員下親身參與而獲得啟蒙,抑或者是在媒體不斷放送下潛移默化。



       2014年3月17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在委員會審查過久為由,逕行宣布,促進兩岸服務業市場相互開放、對於大資本有利但恐衝擊台灣相關中小型企業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直接送行政院會存查,引發了重大經濟協議審查程序「黑箱」、不民主的質疑,從而導致憤怒的社運團體和群眾於3月18日晚間佔領國會議場抗議,開啟了癱瘓國會運作長達3週、期間甚至攻佔行政院,卻獲得社會過半民意支持的318運動。這場騷動,無疑是台灣社會大眾對於中國國民黨在這次執政的諸般服務大資本、促進兩岸經貿整合舉措的總反彈,更是其政權及黨本身的代表性與台灣社會多數出現巨大斷裂的象徵,而這樣的斷裂,又顯示著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台灣大資產階級在政治自由化後所建立起來的領導權的崩解。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公職大選,台灣大資本家如郭台銘之流,比照2012年的總統大選那樣,公然站到台前來奔走疾呼,為中國國民黨拉票,甚至厲聲威脅,如果選舉結果不如預期就要從台灣撤資,也阻止不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正是最好的明證。

大眾自為階級力量缺席的後果


        然而,台灣社會雖然瀰漫著反大資本家專政的情緒,卻不意味著有反資本主義的共識,更別提社會主義作為替代方案進到多數人的視野。事實上,占台灣社會多數的受薪勞動大眾,雖然早已是個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但卻仍未團結形成自為的階級力量,他們無法以集體的階級奪權來捍衛、爭取彼此的共同權益,只能推舉出某種貌似超然的執政官僚來保護自己,因此對於反財團治國的出路,台灣社會呈現出來的意見,是期望國家回到過去相對自主、獨立於社會各階級之間的樣態,是希冀那種既發展資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資本的政府治理型態,是寄盼那種帶著中立、魄力面貌的頭人、救主,以照顧全民的家長之姿登台的統治狀態。簡單來說,就是呼喚類似台灣政治自由化之前的統合主義模式,只是,經過近30年的政治自由化洗禮,社會多數要的是一種沒有公開高壓的統合主義。「九合一」大選期間,稱許蔣經國時代有嚴格分際的政商關係是值得學習之執政典範的柯文哲,匯集了全台超高人氣、被視為「進步」力量的總代表、成為該次大選的標誌性勝利者,就是最好的說明;而另一位「九合一」選舉當選人鄭文燦,在選戰期間於臉書粉絲專頁轉貼一段當年蔣經國強調國家要照顧全民、反對工商界予取予求的影片,而獲得網友熱烈共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蔣經國模式」的幽靈依舊陰魂不散,只是過去台灣受薪大眾對於階級向上流動仍有所期待,擁立苦心裝扮成其傳人的馬英九,是把這個模式作為穩定社會、繁榮發展經濟的選擇,而在對於社會流動不抱希望的今日,此一模式則成為壓抑大資本、社會保護人的象徵。

民主進步黨的收割與統治基礎的確立




        2016年初的台灣總統與國會改選,究其實,是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的延伸,而「九合一」地方大選的結果,本質上則是2014年初318運動的社會反彈情緒之延燒。落後於社會力量的民主進步黨,為了能重掌政權,除了傾力在地方上透過位置交換、政經分配,收編、分化那些在馬英九任內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日趨貌合神離的地方豪強勢力,更重要的則是順應社會對於超然、中立的保護人的召喚,強調執政後要「保護企業與勞工,使之能在經濟景氣面臨嚴重困境時,得以渡過難關。」、「保護企業免於受制於市場不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免於受到傷害,保護勞工免於受到剝削。」並以開放的姿態和資源盡量吸納了馬英九執政時期各種抗爭運動的風雲人物,尤其是318運動期間崛起、備受全國注目的運動領袖、要角,縱使沒能吸收入黨,也與之結盟,讓他們在選戰衝鋒。正是有這樣的基礎工程,讓2008年後,向來只能跟著群眾尾巴跑,而無力領導社會運動的民主進步黨,在兩次大選,徹底撼動長久以來穩定支持中國國民黨的選民結構,橫掃地方並直取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318運動後,台灣社會在反感政府服務大財團的情緒之外,還有顯著對於兩岸整合的抗拒,表面上看來甚至還像是一度趨於消沉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新勃興,不過實際上,社會雖然一時相關的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冒出,但大眾多數對兩岸整合抗拒,與其說是想積極打破缺乏國際主權地位的中華民國體制而獨立建國,不如說是一種被動想守護、維繫他們長年所習慣的現狀不被改變的心理。這從那些旗幟鮮明主張積極建國、打破中華民國體制的政團如基進側翼,並沒有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和2016年的大選有所斬獲,哪怕是2016年大選前一夜,台籍旅韓藝人周子瑜因在韓國綜藝節目上持中華民國國國旗而被迫向對岸民眾道歉的影片流出,雖然引發台灣社會的集體憤怒,卻也未能因此令這些政團當選,即可證明。



       至於中國國民黨,由於大資產階級失去了社會領導權,而侍從的地方勢力不是被分化就是叛離,短時間急於裝扮成小市民的政治代表矇騙選票,又只是讓自己顯得投機與滑稽, 因此它不但無力因應兩次選戰的敗勢,就連兩次選後內部出現的各種方向極端歧異卻互不相讓的改革和再次轉型的呼聲,無論是以復舊的中華民族大義為號召,或是以穩健的中道路線自任,還是貌似革新的主張迎合年輕人,甚至要求去中國化,因為不接地氣,看來也只是像一場場鬧劇,加速這個黨的繼續萎縮頹靡,或者徹底分崩離析。

       儘管蔡英文領導下的民主進步黨,已宣告要扮演整個台灣社會各階級的協調者、管制者和保護人,但依據歷史上一切宣稱超階級的政權一再用實際的作為告訴我們的真理:「他們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一些什麼,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麼」;他們是怎麼樣的政權,關鍵不是他們自己的宣稱,而是他們最終讓什麼群體獲得比較多的利益和機會。

       選前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進步黨陣營對於勞工法定假日減少爭議的回應,其實與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在基本工資的許諾上甚至比中國國民黨更為保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了民主進步黨曾宣告,將把加入美國大資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當作是執政後的重要目標、推動經濟成長的優先政策,而無視TPP是一種讓參與國取消關稅、開放各種市場,讓跨國型大企業得以長驅直入逐利,甚至擁有凌駕參與國政府的監管職能、對該政府提起訴訟權利的協定。這雖然能提供有實力的大資本馳騁縱橫的機會,卻讓整個社會承擔著勞動條件和生態環境惡化、加深經濟依附結構、掏空司法與立法主權的巨大風險。



       從這幾點看來,未來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對於全面螁下目前的偽裝,將不會拖得太久,等到其親資本政策的實行,成功換取到大資本家的全面簇擁,再加上過去從中國國民黨陣營招降來的地方勢力,以及在選前所許諾的「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 」的姿態,將來新政權的面目,除了從全力押寶中國市場轉為強化既有對美國依附的政經結構外,將與其所取代的政權相差無幾。

展望未來,整備隊伍


       當前,一方面台灣大資產階的專政看似受到了挑戰,但實際上卻是暫時以較為隱蔽、低調的方式延續;另一方面,在東亞,從「一帶一路」、亞投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與TPP的競賽到南海爭端,由民族主義官僚層所支配、試圖建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區域性霸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金融霸權--由壟斷資產階級所把持的美國--角力日趨激烈,處於強權夾縫中的台灣社會,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不被這兩個不斷爭鬥的巨人所波及。面對這樣並不美好的未來,情勢正強烈要求所有真心關切台灣社會往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向變革的人們丟掉幻想、踏踏實實的整備戰鬥隊伍。

        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課題,就是必須從最基本的組織工作著手,改變台灣勞動大眾幾近「原子化」的狀態。正因為台灣勞動大眾多數一直處於「原子化」的狀態,獨立的勞動階級力量才一直遲遲無法形成,因而每每面臨社會危機、資本壓迫,就只能寄望某種社會保護人的登台,而勞動大眾的「原子化」又與台灣社會的工會組織率低落脫不了關係,這樣的組織低落,則很大程度與台灣企業的規模與長期《工會法》的限制有關。

       台灣企業的型態是以中、小型,甚至是微型的資本規模為主,據經濟部《2015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中、小企業占台灣整體企業比例為97.61%,而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勞工數量,更占了台灣雇傭勞動者比例的78.25%。由於台灣《工會法》規定,企業/廠場工會必須要有30人以上發起聯署,始得成立,然而,台灣許多的小型企業,雇傭的員工往往不到30人,因此根本難以成立工會;至於跨越單一廠場、企業的產業工會,則是在2011年《工會法》修正後才開始被承認,即使如此,政府對於產業工會能實際執行的權利,在法律解釋和見解上往往會處處限縮,而不及企業工會。由於企業的規模和法規的限制,台灣既有的工會,主要是民間大型製造業和公營事業體的工會組織,至於作為台灣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員工和一般常見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則長期不在工會的組織範圍。社會多數的雇傭人員在缺乏可以集體思辨、集體行動、自我解放的載體,自然難以形成自為的階級力量,而容易被善於包裝、營造媒體效應的明星型政客裹脅。

       面對這樣的客觀現實,除了盡力促成勞動大眾加入既有的企業工會和產業工會,對於在30人以下無法組織工會的企業體受雇者,我們也必須鼓勵、協助他們拋開對法制下工會框架的依賴,用其他替代方式進行自我組織,具體來說,已有階級意識的受雇者,可以藉著與工作同事形成某種非正式的聚會或小團體來組織,透過引入一些能促發反思勞資關係的話題來觸動其他同僚,以此激發一次次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爭取福利的自發行動。這一切當然必須先從最容易達成、資方反制力度最小的訴求著手,不必急於進行集體實力尚難促成的任務,重要的是,透過討論與實際行動讓更多受雇者產生階級意識,認識到自己處於受資方壓迫的地位,明白集體行動才有改變的可能。

        另外同樣迫切的課題,就是必須藉由持續湧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耐心的向勞動大眾揭露資本主義的反民主本質,盡可能讓勞動大眾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就是讓作為社會少數的資本家不斷利用並奪取支撐社會運作的各類雇傭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他們即使偶爾會在價值創造領域少奪取一些,但終究會在消費領域變相收奪回去。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將這樣的揭露,盡力連結到眼下國際局勢、台灣社會的構成與統治政權的性質,讓大眾認識到,不應該只是被動的保護其實並不民主的現狀,而是要以積極的變革來推動真正人民作主的社會,並在複雜萬變的政治情勢和充斥於傳媒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花言巧語中,認清階級壓迫和資本統治是當代最根本的問題,從而理解反資本主義是必由的社會變革方向。

        與反資本主義相伴,我們也必須同時倡議,並嘗試建立由工廠、辦公室、社區等基層單位向上層層賦權組建、代表能夠隨時召回、充分民主管理生產資料和公眾事務的公共委員會,作為逐步取代現今社會管理體系的革命性方案。這樣的替代方案既應是社會變革的產物,同時也該是促進變革發生的手段,它比起讓台灣在受控於資本強權的既有國際體系內建立主權國家更為重要。

       最後,由於資本主義是世界範圍的政經體系,由於台灣受制於美、中兩強的夾縫之間,台灣社會斷不可能置外於國際秩序,以及任何國際重大變局,因此,我們應當盡一切努力宣揚國際主義的視野,讓台灣勞動大眾習慣將其他國境、地域的勞動人民抗爭當作自己的事情,從主動關心,朝向主動連結、相互提攜,最終邁向共同奮進,以好因應任何挑戰、確保未來的奮鬥。

       儘管,這一切工作都不容易,也沒有一個是能一蹴可幾的,但是為了更好的社會、更美的明天,任何對於台灣社會的進步變革有嚴肅關懷的朋友們,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吧!

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浮圳旁的人─台中神岡浮圳抗爭近況

五大汴,神岡浮圳支線的分流地。

王春木

前年夏天登上新聞版面的台中神岡浮圳道路拓寬工程,在經過地方自救會、環保團體與文史工作者的抗爭與奔走下,新任台中市政府做出保留浮圳的決定,但原本隨拓寬工程被強迫徵收的浮圳南側土地改規劃為行人自行車道與綠廊。

浮圳是被保留了,但直接影響浮圳周邊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土地徵收繼續進行。這次不是為了周邊工業區的發展,而是為了發展浮圳周邊觀光。

近年神岡地景變遷─農地變工廠

禁止大貨車進入的狹窄浮圳道路每天有無數的砂石車與貨車經過,以致常有人車事故與道路損壞。
浮圳旁狹窄的道路,每天乘載著無數的砂石車與大貨車經過,這樣的場景已經上演了數十年,大甲溪河床的砂石利益、國道四號神岡交流道的興建與近期「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的開發等都是肇因。整個神岡地區數十年來的地貌變化,就是無數的農地上蓋起了工廠,無論是在大肚山台地上還是大甲溪河床上。現今浮圳上的圳前路與厚生路周遭兩側的工廠,許多都是近一、二十幾年左右蓋起來的。神岡地區以中小企業為主,許多是鐵工廠與金屬加工廠等。

整個神岡地區數十年來的地貌變化,就是無數的農地上蓋起了工廠

為了豐洲工業區而徵收


自救會抗爭說明傳單上浮圳周遭歷史與開發介紹

2014年初,胡志強主政的台中政府拍板定案,配合「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發展的浮圳道路拓寬工程引發了當地居民和環保團體激烈抗爭。居民成功的擋下了開發的怪手。後經由文史工作者的奔走,以及2014年底新任台中市長林佳龍新上任氣候下,浮圳獲得保留,而紓解豐洲工業區車流的需求改為拓建堤南路,搭配上國道四號道路,讓大卡車不用再走浮圳路。

為了浮圳而徵收



弔詭地是,原本是居民為了浮圳而抗爭,希望藉由保留浮圳來避免土地被徵收,然而抗爭是成功地保住了浮圳,滿足了希望保存地方歷史古蹟與環境的部分人們的期待,但強迫徵收依然進行,徵收的土地要改為行人自行車道與綠廊來發展浮圳觀光。

浮圳在右側。左側紅色箭頭是最早要徵收到的5公尺範圍,到中間掛紅線部分為4公尺。
受到徵收影響的像是庄後里林家古厝居民,目前還在跟台中市政府協調中。市政府在浮圳庄後里部分徵收土地為5公尺寬,緊鄰浮圳旁的林家三合院古厝主體將會被拆除大半,居民憤慨不平的其中一點是,這5公尺中,屬於水利地的有4公尺,而屬於自家建地的有1公尺,而市政府不賠建地部分。除了這類地目爭議以外,也有居民面臨到一旦蓋成綠廊自行車道後,自家出入浮圳道路更為陡峭的危險性。

浮圳旁的人


在抗爭過程中,獲得保留的神岡浮圳,是否能反過來嘉惠與她相依幾代生活、為了她的歷史意義而抗爭的人們?已經開發了許多自行車步道的潭雅神地區,繼續再開發自行車道的必要性有多大?難道浮圳就不能只是單純地做為浮圳靜靜地存在著,而一定要創造出觀光產值才能獲得保留?

毋庸置疑的是,浮圳該是也只能是為了人而存在。如果不能妥善處理當地居民的不滿,為了浮圳觀光發展本身的開發,在手段上,不會比為了工業區的開發來的更有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