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逸
香港特首梁振英十月二十一日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談話中指出若實行普選「如果完全是數字遊戲和數字代表的話，那麼顯然你會與那一半每月掙不到14000港幣（約合台幣54600）的香港市民談話」，「那你將會得到那種政治和政策」。
被香港本土派以及台灣右翼獨派稱為「港共」的梁振英政權，如此汲汲營營為資本家發聲，似乎已經可以洗清「港共」的「汙名」。那麼「港共」的上司，「中共」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八月九日，中聯辦（中國政府駐香港代表機構）副主席殷曉靜表揚商界團體「團結積極參與反佔中活動」、「向社會傳達正能量」。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清大法學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之一的王振民在香港公開表示，「不能把提名委員會的參與成分無限擴大，否則無法顧及工商專業界的意見」、「提委會要考慮工商界的利益」。 與之唱和，香港資產階級紛紛發聲反對群眾爭取普選，包括著名的大資本家李嘉誠。
誰都知道，從改革開放起，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最大推手之一。過去三十年間，香港資本家藉中國專制制度之力將中國工人的血汗轉成大把的鈔票，他們也早已了解到中共這個虛有其名的「共產黨」及其一黨專政制度是維繫自己利潤的最有力幫手。現在的香港七百萬人口中貧窮人口超過一百三十萬，貧困率近百分之二十，吉尼係數（評估所得不均的統計指標）高達0.537，甚至高於中國的官方數字0.473。而這個貧富嚴重不均、幾無民主權利、由財團和「共產黨」完全控制的經濟體在世界銀行編制的2013經商環境排名中，香港拿到了世界第二名。
將財富集中到資產階級手裡，剝奪窮人的參政權（甚至生存權），中國「共產黨」的「貢獻」毫不遜於港英殖民政府。
我們不同意西方和台灣右傾自由派媒體努力將這場運動描繪成「愛好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民和萬惡共產黨的對決」，中國「共產黨」早就不是共產黨，經濟制度的差異也早已不是中國和西方衝突的核心，今天中國和西方的鬥爭只是這一群資產階級和那一群資產階級的利益之爭。香港人民的苦難不是來自於「共產主義」，而正是來自於由英國殖民統治所建立，由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揚光大的徹底的資本主義。我們更加不同意教條左翼拒絕面對中國政權的階級性質，呼籲「保衛中國現行體制」，否定群眾的自發性，把中國境內的群眾運動一概歸於外國勢力的「煽動」，始終不願承認爭取更多民主權利、爭取更多改良，推動階級鬥爭才是推進中國革命的方向。
梁振英說，如果實行普選，政策將會傾向窮人。事實上在台灣、美國以及任何一個實行普選的國家，我們都沒有看到「政策傾向窮人」。相對於中國、香港的現行制度，普選確實是長足進步，但是我們很清楚僅僅是普選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看看台灣的黑金政治，日本的門閥政治以及韓國的財閥政治，普選帶來改變了嗎？世界最強盛的美國人平均餘命79.8歲，和哥斯大黎加相同，略高於古巴的79.4歲，低於黎巴嫩的80.5歲，美國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歐盟的青年失業率趨近25%，歐盟的政策傾向窮人了嗎？當然沒有，選舉能帶來的只是些微的改良。真正要讓政策向窮人傾斜，唯一的方法是打碎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由勞動者控制、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作法絕不是在鍵盤前「破除群眾對資產階級民主普選的幻想」，而是參與群眾的民主鬥爭。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說過：「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鬥 。」
這就是我們對香港目前運動所採取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