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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我們對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社會解放問題的基本看法

王映棻

引言
收到了一封對於「鬼島工寮」部落格同仁的批評信,信件全文徵引如下:

我是你們的讀者
在街頭接過你們的傳單
對你們的主張越看越不懂
你們對社會很熱心、態度也很認真  
但是花時間努力是不是搞錯方向

台灣最大問題是什麼?
不就是ROC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嗎?
這不是比什麼都該先解決的嗎?
尤其是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
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 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
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 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 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然後更可怕的是用洗腦政策讓台灣人不覺自己是被統治者
直到現在沒有國家又以為ROC流亡政府是自己的國家
現在KMT榨乾台灣 乾脆想將ROC流亡政府與與PRC合併
這才是現在最重大的危機吧?
還是你們也被洗腦了對這些一無所知?

你們對這些重大危機都不關心
盡關心香港民主、中國工人、外國罷工
對內不團結 只會在反KMT陣營中挑毛病
過度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
須知台灣人國都無國
400年來一直處於賤民地位
既然全體都是弱勢 不就更應該團結奮鬥 

香港民主、中國工人 是他們自己必須面對的課題
關心那些對台灣自己沒有幫助 不如花時間救自己
別忘了「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句話!

過去台灣人民花太多時間在內鬥
中了殖民統治分而治之的手段 
這也是造成今日彼此難以相互理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原因
所以看到你們這些熱心的青年也忙著內鬥我很難過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史明歐吉桑令人尊敬的地方
他也是左派
但是他就是真正有大格局
之前他才在臉書呼籲台灣左派
為了大局應該全力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蔡英文
等政權先拿到了再來談其他的 這才是有掌握事情的輕重緩急

雖然上面這些批評與質問本身並沒有什麼發人深省之處,但由於該信內容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個別人士的議論,在其他的言論平台,我們同樣能看到類似的文章或留言出現。因此,這封批評信,某種程度上,也許反映了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一種缺乏階級視野卻焦急於尋求解放出路的群眾聲音。基於這個緣故,藉著公開回覆這封信的批評與質疑,說明我們的基本立場,澄清一些根本的問題,我想對於台灣社會的變革運動還是有些意義的。

對於台灣戰後初期歷史問題的一點澄清

         在討論批評者所質疑的諸問題之前,我想有個基本的歷史問題有必要去澄清。雖然這個問題很基本,但是顯然包括這位批評者在內的很多人,對於這個歷史卻充滿了混淆。

        誠如前文所引的信件內容,這位批評者,在談到台灣戰後的歷史是這樣說的:「終戰後,KMT打輸CCP 無處容身,台灣仕紳卻錯誤認賊為祖,將台灣獻出來給牠們棲身。他們恩將仇報搖身變成統治者,在台灣建立ROC流亡政府 以流亡大軍將仕紳一網屠殺殆盡,成就二二八歷史大悲劇和白色恐怖大慘案! 」很明顯的,批評者是將戰後1945年到1949年這段歷史時期,與1949年到1954年的這段時間給混在一起了。

        兩個時期雖然同樣是由國民黨政權統治,但是不同的是,1945年到1949年的國民黨政權還統治著中國本土的,而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正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但不管怎麼樣,這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還未流亡的,因此根本不可能需要批評者所說的台灣仕紳的好心收留,至於二二八事件後來台補殺仕紳的國軍,也不是什麼敗戰的流亡大軍,而是由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派過來的。我們且撇開戰後台灣地位的相關法理爭議,持平而論,當時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接收,是用一種戰勝國對淪陷區收復的態度接收的,而國民黨彼時對於淪陷區接收工作的作風,不分地域都十分惡劣,無論是對於戰爭時期被日本佔據的中國本土的東部各省,或者是台灣,接收官員貪贓枉法、任人唯親、動輒誣指當地人民漢奸、奴化的現象都極為普遍,再加上戰後的經濟混亂,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反抗,在當時的中國東部各省其實層出不窮。

當年版畫家荒烟就在創作上串連聞一多遇刺與二二八事件,在這幅作品中控訴兩岸共同面對的壓迫,以及頌揚人民的反抗。

        至於1949年的歷史劇變,則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已被革命的怒潮給推翻,不得不將中央政府,以及跟隨的軍民撤往僅存的統治地區¾¾台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最肆虐的時期,也正是發生在19491954這幾年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搖搖欲墬,甚至在台灣,也因為人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猶新,民眾普遍對其不滿,新一波的反叛怒火更在地下秘密集結,躍躍欲試,所以國民黨要讓自己重新站穩腳跟,就只能用最殘暴的手段根除任何反抗的可能。


19491954年白色恐怖下的受難人群像(局部)

        因此,對於這兩段歷史時期的差別,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做個小結:1945年到1949年的這段時期,台灣社會面臨的壓迫是一個腐敗政權在垂死前的瘋狂;而1949年至1954年,台灣社會遭遇的恐怖,則屬於淪亡國家強行重建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些史實都是對於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稍有涉獵,就不至於搞混的基本問題,批評者在批評別人對於歷史一無所知之前,恐怕要先補救一下自己對於台灣史的認識。

為什麼我們要重視勞動階級的復權?

        接下來,針對批評者提出的各項質疑,我們就從勞動者的問題談起罷。

        批評者指責我們「過渡膨脹所謂勞動者階級的弱勢問題」,我想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對我們而言,勞動者並不是什麼特殊群體,而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占社會多數辛勤工作並以工作所獲得的收入維生的民眾,當然了,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是屬於勞動階級,才重視這個社會階級,我們也從來不是因為勞動者是弱勢,才重視它。社會群體的弱勢,固然也是我們關心的所在,我們對於社會上各種弱勢族群也抱持著同情和關心,但是我們重視、並且致力於勞動階級的復權,究其實是因為我們清楚認識到勞動階級是維持整個社會運作的根本。

勞動階級是維持社會運作的關鍵。


        人類食、衣、住、行的必需產品,無一不是透過人們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才有使用的價值,即便是作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這些不同的產品間之所可以作等價交換,也是因為有人們在生產、創造商品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作為某種客觀的衡量基準。也就是說,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價值泉源,勞動者是人類社會得以運作的關鍵。


        那作用如此重要、實際上在社會占多數的勞動者,之所以須要復權,則是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普遍都被他人佔有。由於近代出現了名為資本家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將商品交易所得的財富投入於收購生產所需的原料、土地、廠房、機器等資源和工具,以及別人的勞動力,讓別人為他們生產。隨著生產不斷擴大,導致的資本集中趨向,資本家階級逐漸壟斷了社會上的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這導致大多數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可使用,因而無法獨立、自主的進行生產、創造,他們要維持生計就只能出售自身的勞動力,供資本家役使。然而,資本家一般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其實又是低於勞動者在規定工時內所產生、創造的價值,畢竟,在市場供需平衡的情況下,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商品交易的價值是等於創造該商品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耗損,如果資本家想要賺取利潤,就只能無償佔有勞動者所創造的一部份價值。

資本家以佔有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賺取利潤來源。


        只是,資本家們為了能夠讓利潤最大化佔有更多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將賺取的利潤持續不斷用來追加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擴充生產規模,甚至不惜依靠賒銷、貸款的信用模式維持生產的不間斷運作,也為經濟埋下了危機。無節制的生產擴大,使得占社會上消費者多數的勞動階級的整體需求和其支付能力的提升漸漸趕不上產品的成長速度,這就不免出現生產過剩產品滯銷的問題,進而引發信用危機,導致企業倒閉、股價暴跌、失業激增等經濟崩盤現象。雖然社會上可能會出現各種方式刺激勞動大眾消費,但是實際購買力沒有提升的情況下,這些消費就只是通過各種借貸來支付,當實際支付能力一直趕不上生產的增長,信用終究會出問題,經濟危局還是會發生,一直要到生產力衰退到達谷底,失衡的生產和消費能力得到緩解,景氣才會重新復甦。但由於資本家為追逐利潤的無節制生產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運作邏輯,因此也規定了經濟危機會不斷發生。而每次的經濟危機,資本家又都會將壓力轉嫁給勞動階級,使勞動階級承受嚴峻的剝奪。

經濟危機時,資本家總會加倍壓榨工人。


        基於這種心血、貢獻被奪佔、還要承受奪佔者造就的諸般惡果的惡劣處境,勞動階級要求復權可謂天經地義,而既然勞動者這樣的處境又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結構性制約,那打破這樣的社會結構,改變這種資本家掌握、決定一切的生產關係,建立一個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公共化、工作場所的一切事物由全體勞動者民主決策、集體勞動成果按每人貢獻的勞動量等價分配的生產關係,對於勞動階級的復權就是必要之路。

1989年的臺灣遠化罷工,是台灣解嚴初期工運的高潮。

        循著這個論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說,既然勞動階級想要復權對於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根本挑戰是必要的,那勞動階級復權運動比起其他的社會運動,自然就是最徹底反對、動搖現存社會體制的運動了,因此我們當然認為,它比起其他運動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關於中華民國體制的問題

        對於批評者認為台灣人國都無國,應該要先全民團結奮鬥解決中華民國(ROC)這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先撇除他在後文又強調「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似乎又突然認為自己有國家了,這類邏輯混亂的問題,我們是同意,台灣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本土生成的國家的這個看法的。只是我們也必須說,其實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所謂屬於全體XX人的國家存在。

       所謂的國家,哪怕它是由一地的本土社會所形成,從來都只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用以維持自身的主導地位、統治其他階級的機關,雖然這些機關可能公然宣稱它是屬於全民的,處於該機關統治之下的各階級,可能在國家菁英的意識形態影響下,產生所謂的共同體意識,但在實際上,它所制定出來的社會秩序、遊戲規則,整體上來看,總是會以那個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最終依歸。以現今通行世界的代議普選制國家來說,光從其開放的從政門檻¾¾競選過程甚至參選門檻都需要高額資金開銷¾¾就能雄辯的說明,這種國家只是個有利於資本家和其政治代表統治的機構。

1911年的一張政治海報,生動的說明了國家的本質。


        而目前在台灣所存在的國家機器,的確並不是由本地任何階級力量所生成的,追本溯源,它是由美國這個二戰後的國際強權直接外鑠的。

        本來,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終結了,當時領土只剩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那時解放軍渡海在即、廣布全台的地下革命組織蠢蠢欲動的情勢看來,所剩的日子其實也不多了。不過1950年韓戰爆發後扭轉了這個局勢。當時的資本主義龍頭國家美國,出於防堵社會主義革命之火蔓延亞洲的戰略考量,出手介入了東亞政局,既派部隊到朝鮮半島對於李承晚政權進行救援,另一方面則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阻絕了解放軍跨海,並以所謂的「美援」¾¾軍事和經濟援助國民黨政權,才讓國民黨政權得以延命。

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海。


        就整個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無論是在軍備、預算、人事、財政、經濟發展上,無一項不是依賴美國奶水的餵養,也正是美國的餵養下,已毀滅的中華民國體制才又以美國所期望的面貌被重新在台灣建立起來。

美援聯合大樓,是美援時代臺灣的實際統治機關。


        這個在美援下重新被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有別於過去那個對於統治地區只是形式控制、與地主擁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華民國,首先,它在美方的督促下立即推動了土地改革,並輔導舊地主贖買公營企業股票轉型成資本家,然後又推行穀賤肥料貴的「肥料換穀」、「隨田徵賦」政策,盤剝從地佃關係中翻身的小農,讓農村朝破產發展,釋出大量的過剩勞動力,為工業部門提供廉價的產業後備軍。可以說,這個新中華民國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推動台灣社會朝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機關。另一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對台灣社會是前所未有的牢牢箝制,觸手嚴密的深入到社會的各角落、層面,除了無孔不入的情治系統,建立御用工會和農漁會等各式各樣基層組織,並以地方資源分配收編地方頭人也是其重要的方式。而在對外方面,這個國家機器則是美國反共戰略的前哨,又由於這個體制將台灣打造為勞動力廉價、勞權缺乏、社會穩定的環境,利於跨國資本前來榨取,因此也堪稱是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在台灣的維穩工具。

        從國際地位來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是美國的附庸,無論是作為中國的代表,或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和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更是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持才能存在。也因為這樣,當1970年代,美國戰略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中華民國的地位和身分承認才會這麼快的在國際社會上瓦解。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台北街頭憤怒的民眾。


       隨著國際承認的瓦解讓中華民國體制和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流失,再加上工商業高度發展導致資產階級的成熟壯大,該階級對於國家機器為其利益服務的需求是越來越迫切,這雙重壓力最終促使黨國被迫放權改革朝本土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轉型,以重新尋求政權對內的合法性。但是無論這個體制怎麼調整,即使不再是一黨專政,而是兩黨輪政,不變的是,它的存在,依舊是作為維持台灣社會穩定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以及該體系的主導國利益的工具。差別只是,過去台灣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仍在襁褓,且欲撲殺它們的革命力量環伺,因此中華民國國家機器是作為聽從資本主義大家長美國的指揮充當保護和哺育它們的兇悍褓姆而存在,現今的中華民國國家機器,則是自主遵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秩序、服膺體系主導國利益的台灣資產階級用以控制台灣社會的工具。

競選前向資本家請益、爭取支持的台灣在野黨領袖和聆聽資本家建言的總統。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採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後,國族利益就日趨高於社會主義的社會解放理想,它不再將中華民國視為壓迫台灣人民、必須革除的反革命殘渣,反而是因該體制是中國內戰的殘餘,在台灣的存留,能夠維繫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而限定台灣社會的自決方向,而樂於其存續。而在當前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加上廣大市場對於資本的強大吸引力,這些都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資產階級的操縱更趨容易,這也讓它更樂於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存在,以影響台灣政局。

台灣資本家郭台銘、代理兩岸政商利益的國民黨政客連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其實與批評者一樣,都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是一個外力強加的存在,並且也認為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壓迫的總機關。只是,我們不會認為它是自足獨立的壓榨單位,或者簡單的認為它只是某個外來民族殖民台灣的機構,而是清楚理解它是為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這個體系的列強服務而存在的。與批評者認為的相反,實際上我們非但不無知於「中華民國因素」,甚至可以說對於這點異常關心。我們認為如果不去正視這個體制對於台灣社會的箝制,就不會有尋求突破該體制的思考,缺乏這樣的思考視野,那任何改變社會的行動,充其量也只是在這個從屬於資本帝國秩序的體制的制約下打轉,就像翻不出如來佛手掌的孫悟空,永無出路。只有正視這個體制的本質,才能明白,要改造台灣社會,不能只是取得中華民國體制的大權,不能只是掌握這個既存的國家機器,只有摧毀這個國家機器才是真正改變的開始。

        只是,我們也必須思考,我們在推翻中華民國之後,下一步我們要怎麼走?我們是還要再建立一個屬於資產階級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屬於勞動階級的國家呢?這個問題很關鍵,絕對不是像那位批評者所言,等政權拿到了,國民黨打倒了再來談,因為它就決定之後奮鬥的團結對象和為之顧全的「大局」。

關於大局與團結

       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罷!我們以為,如果只是建立一個像歐美各國的代議民主國家,那其實只是再建立一個跟中華民國差別不大的國家機器,即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機關,至多只是將「中華民國」這個舊招牌、髒外衣撤下罷了。由於這個國家機器依舊是由台灣資產階級所掌握,那它仍然只會是個服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主導國的工具,也就是說對於台灣社會仍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的。

        我們需要的,無疑是一個由勞動階級掌控的國家機器,去撐開那個改變的空間。這個國家機器一方面將作為勞動階級廢除現今資本家主導的生產關係、建立勞動者作主決策、按勞分配的新社會的工具,另一方面將作為壓制島內外資本家的任何反撲,鼓舞境外勞動階級起而效尤,並輔導、協助資本家朝勞動者轉型,讓社會階級逐步消亡的機構。我們認為,自認為左派、追求社會解放的人,所要顧全的大局正是在於建立一個這樣的國家機器,而非再造一個舊機關。既然大局是要建立這種以勞動解放為使命的國家,那要一起無私奮鬥的團結對象,我想就非常清楚的只能是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又或者願意自我改變階級認同的資產階級了。至於其他只想讓台灣被國際承認而已,或者只想拆掉「中華民國」這個舊形象而已,對於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感興趣的政治力量,也許在某些階段性目標可以合作暫時成為盟友¾¾譬如在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階段¾¾但是面對存在的分歧,左派終究得站定、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決裂。而這裡就牽涉到在運動聯盟中的主導權問題了。

        我們認為,為了不至於對現階段的盟友在未來的反叛措手不及,致力於將變革進程不斷推進的左派必需要取得運動聯盟的主導權,並且始終保持這個主導權。因為,當階段性目標達成,新的變革目標即將開始,必然有盟友不願再推進變革,甚至退卻,如果運動的主導權是掌握在盟友手上,那它的退卻與停滯,就將造成變革的阻礙,甚至可能造成運動的瓦解和被鎮壓。此類的例子在歷史上可說是不勝枚舉,中國共產黨早年與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上結盟,由於沒能掌握革命的主導權,最終在政治分歧上,遭國民黨清黨屠殺,可謂最顯著的血腥案例;新加坡左翼當年在反殖民的共同目標上支持右翼的李光耀取得政權,最終反遭李光耀鎮壓,也是個令人省思的教訓。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們以為,那種為了打倒國民黨,應團結支持有能力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政治代表蔡英文¾¾別忘了她可是站在資本家立場,認為「勞工假太多」¾¾的論調,是錯誤、糟糕的主張,如果有哪個左派實踐了這樣的主張,我們毫不客氣的說,那是對於台灣勞動階級利益的愚蠢背叛。



                                                 
國共決裂時遭國民黨槍決的共產黨人、左翼份子的遺體,以及關於李光耀發動「冷藏行動」逮捕新加坡左派領袖的報導。

        也許有人聽到我們的這樣的看法,可能會進一步質疑,現實情況是專屬於台灣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都如此弱小,如果就階段性目標與其他反體制勢力結盟,運動的主導權就客觀現實必然掌握在其他勢力手中,難道我們要因此放棄與其他勢力合作?對此,我們的意見是,在這種勞動階級自身的階級意識尚缺乏、政治力量尚渺小的現實裡,與其和別的政治力量合作,不如花時間讓更多勞動者從現實的種種社會現象出發,了解自身的階級處境、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不如投入更多時間在勞動階級自我團結的組織工作,讓他們形成明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集體,並逐步壯大,在社會各領域形成一個又一個蠶食當前體制根基的陣地。這個過程,可能也會觸及其他政治勢力共同關心的議題,雖然勞動者的力量不能放棄介入,但是無論如何都應與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資產階級屬性的主流政治勢力保持距離,直到勞動階級的政治力量在該議題上,有能力與他們爭奪領導權為止。

        到了那個時候,組織起來的勞動階級就應該勇於爭取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導權,並且歡迎任何有階段性共同目標的政治勢力追隨,不斷擴大聯盟。等到聯盟在社會上的力量對比取得優勢,領導聯盟向國家機器進攻,並努力將社會變革推進到底,就是勞動階級不該懷疑的第一要務。

國際主義是台灣社會解放成敗的關鍵

        至於批評者質疑我們過多的關心國外抗爭,在文章的最後,我們也想做個說明。我們關心外國抗爭,甚至鼓勵支援外國抗爭,並不是出於抽象的原則,而是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這個前所未有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不分國界的人們其實都鑲嵌在同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秩序之中,各國的勞動大眾、各種弱小者都共同面對著這秩序中的得利階級的結構性壓榨,既然壓迫是超越國境的,也只有跨越國界的反抗才有出路。我們一點都不認為各國進行「自掃門前雪」式的抗爭,對於全球秩序會有什麼挑戰。而在海峽兩岸近年經貿日趨緊密的局勢裡,海峽兩岸的壓迫者更已形成一個異常緊密的利益集團,既然面對的壓迫是共通的,關心、聲援對岸的反抗,強化連結兩岸勞動階級的抗爭意識,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更進一步說,台灣當前的國家機器既然是作為資本帝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工具,那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根本挑戰,勢必也會觸及列強及跨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必然會引發他們運用各種手段進行干預,如果我們不想要我們所追求的變革因而被扼殺,如果我們不想要因為這樣的橫阻而裹足不前,我們就需要其他國家的勞動階級¾¾尤其是那些正在干預我們的列強國家裡的勞動階級¾¾能在台灣爆發革命的時候,以行動支援我們,而這不能不仰賴平時跨國支援的國際主義情誼。當我們將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的的抗爭視為我們自己的事,他們在未來也會將我們的革命視為是他們自己的志業,甚至可能會用起義行動直接呼應我們的召喚。


        最重要的是,如果台灣的革命,能夠成功引發一系列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反抗在多國展開,那帶來的將不只是台灣新社會的生機,還極有可能開啟全人類解放的黎明。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