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抑的革命──記「康乃馨革命」40週年

雷克思

40年前的今天凌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無線電台，突然撥放起當時的禁歌〈棕色之城葛蘭多拉〉（Grandola, vila morena)，標誌著影響現今葡國走向甚深的「康乃馨革命」（Revolucao dos Cravos)的序幕被拉開。雖然，這場革命長期以來被視為是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代表性事件，但是在台灣，它其實並不算廣為人知。直到最近，改編自同名小說，以這場革命為背景的電影《里斯本夜車》（Night Train to Lisbon）的經典台詞：「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被台灣「反服貿運動」的參與者引用為抗議標語，而成為近來台灣社會最知名的口號之一，這場早已成為歷史的革命也才在台灣間接的受到更多人的注意。

革命的開端

葡萄牙法西斯體制的締造者-安東尼奧．薩拉查

這場革命的開始，是發生在1974年的4月25日，里斯本的一場政變。這場政變是由認同放棄海外殖民地、讓國家民主化這兩大政治目標的中下級軍官所串連組成的密謀組織──「武裝部隊運動」（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 MFA）所發起的。

革命前，葡萄牙社會是個由經濟學家出身的政客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在1930年代建立起來的、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新國家」（Estado Novo）體制所支配的社會，毫無言論與政治自由可言。而在更早的1920年代末期，這個國家就已處於軍事獨裁的統治。除此之外，葡萄牙還是一個堅持不放棄海外殖民地的殖民帝國，雖然掌控其全國經濟的150家大企業，大多數附屬於外國資本，並且農業勞動者仍高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槍管與砲管插著康乃馨的政變軍人

由於當時葡萄牙政府為鎮壓海外殖民地獨立，頻頻對外用兵，預算近半用於維持在殖民地的駐軍上，導致財政惡化，再加上適逢1973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經濟困境不斷加劇，民眾對於生存的日感困難，使得他們對這個政權的不滿逼近了臨界點，革命的爆發已是早晚的問題。而陷於長年的戰事，待遇卻持續低下，也讓軍人對於這個政權越來越無法忍受，這促使了反政府運動在軍隊中有了發展的可能，並最終導致政變的發生。

1974年4月25日凌晨，MFA以〈棕色之城葛蘭多拉〉作為起事的暗號，當該首歌的歌聲自電台響起，參與政變的軍隊立刻行動了起來。在面臨極少量保安部隊抵抗的情況下，他們迅速控制了里斯本市區，輕而易舉的瓦解了這個主宰葡國多年的獨裁體制。由於不少政變軍人將里斯本花市的康乃馨插在槍管，甚至是坦克的砲管上，這樣的畫面，透過媒體傳播到了全世界，因而使得康乃馨成了這場革命最著名的象徵，「康乃馨革命」之名因而不脛而走。

底層民眾的蜂起

政變成功後，MFA軍官與各黨派合組的臨時政府成立，除了承認過去葡國海外殖民地的自決權利，葡萄牙本土也進入了一個激進的革命時期。舊政權的總統阿梅里科．托馬斯（Américo Tomás）、總理馬爾塞洛．達斯內維斯．阿爾維斯．卡丹諾（Marcello José das Neves Alves Caetano）紛紛被放逐海外，舊時代的官員、秘密警察也一一被清算，過往被政治迫害的人們得以復權，而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份子也陸續的返國，曾被視為非法組織，只能在地下活動的左翼勢力，此時也得以在檯面上公開，甚至軍事監獄中被關押的囚徒也被解放出來。由於舊政權統治下的葡萄牙，在當時早已因通貨膨脹和極高的失業率，達到革命的邊緣，因此當舊政權的控制一被解除，葡萄牙舉國就立即爆發了前所未見，來自底層的激進群眾運動風潮，工人自發性的罷工和佔領工廠，無地農民奪取過去被剝奪的土地，工人委員會、住客委員會等各式各樣群眾自發性的民主管理組織也叢出湧現，既存的國家機構瀕臨癱瘓。被壓抑已久的葡萄牙社會，就如同壓力鍋鍋蓋瞬間被掀開一樣，沸騰爆發，在這段過渡期間，可以說是一場真正屬於底層人民的自由狂飆。

向右走?向左走?

只是，這種過渡時期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它在發展方向上，終究面臨了是朝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型態──菁英代議體制過渡，還是轉向開創社會主義式的民主理想──建立一個由從事生產的勞動大眾自主管理的社會的抉擇。如果是第一種選擇，那些由人民大眾自發性建立起來的委員會，就將因為是體制外的組織而首當其衝要被壓制與收編，如果是第二種選擇，那就勢必要鼓勵壯大這些委員會，並努力讓這些委員會取代既有的國家機關，如此，底層大眾的民主才有保證的可能。

左右翼的分裂與對抗

安東尼奧．斯皮諾拉

MFA軍官出身，政變後就任新總統的安東尼奧．斯皮諾拉（António de Spínola）顯然傾向於第一種選擇，他在1974年9月號召動員資產階級進行反示威，企圖制服高漲的工農群眾運動以恢復傳統秩序，結果在工人群眾和支持工人的軍隊派系的壓力下被迫辭職。之後，在葡國巨富家族的支持下，他又於隔年的3月試圖重新發動政變，但仍是被左傾的軍事派系給粉碎了。只是，至此MFA內部也陷入了左翼與右翼的分裂，整個葡萄牙因而進入了更加激進化的左、右對抗，臨時政府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不斷的倒台與重組，而每次的倒台與重組都可說是社會上左、右陣營角力的反映。

面對葡萄牙社會這種升高的左、右對抗局勢，泛左翼陣營方面，卻缺乏一個能夠整合左翼力量的政治組織，既有的左翼政黨，不但未能給予自發奪取權利的工農大眾助力，甚至扮演起了扯後腿的角色。立場中間偏左的社會黨，雖然以民主化進程為號召，但是以馬里奧．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為首的領導層卻反對那些由大眾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委員會，他們認為那是「無政府¾民粹主義」，是與現有的國家機關平行的權力，必須抑止而不是發揚，也就是說，這個黨在這個革命時期所致力的目標，並不是企圖打破既存的國家機器，而是選擇捍衛和重建它，對於他們而言，民主只意味著代議制度，開創新的、更直接的民主是不可想像的。至於，由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阿爾瓦羅．庫尼亞爾（Alvaro Cunhal）所領導，對MFA中的左翼派系有著不小影響力的葡萄牙共產黨，雖然對於革命前景的想像，不像社會黨那樣侷限於代議制度上，但是，其領導層對於「民主」這個概念的態度卻更為保守，他們的政治計劃，除了大力推動一系列的國有化和土地改革的政策外，也一樣不支持由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委員會取代舊有的國家機關來管理社會，他們對於群眾的自發性是不放心的，甚至還指責自發性的罷工行動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支持軍隊對於罷工的鎮壓，他們寧願依靠已然分裂的MFA，以及致力於維持自身在既有國家機關中的地位。對於那些自發組成的委員會，葡萄牙共產黨更企圖輔導它們轉變為附屬既有機關的輔助性、諮詢顧問型的機構，這也使得他們在行動上，間接支持了舊國家機關的存續。而在這兩大左翼政黨以外的各式各樣未統合的極左翼政團，雖然因為群眾的激進化而有了發展的空間和機會，但大體來說群眾基礎仍不如兩大左翼政黨。可是，它們卻高估自身的政治實力，以為能透過與葡萄牙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來影響其政策，這樣的錯誤判斷，最終導致自身反而被葡萄牙共產黨牽著走，自我放棄了對於群眾中激進先鋒層的支持，並且未能適時提供，任何與兩大左翼政黨的主張有所區別的行動綱領給激進群眾選擇。

社會黨領導人馬里奧．蘇亞雷斯(左)與葡共總書記阿爾瓦羅．庫尼亞爾(右)

相較之下，泛右翼陣營由於出於對群眾激進化的恐懼，以及恢復傳統秩序的急切，因而比起左翼勢力團結許多，其政治計劃和目標，也明確能夠捍衛他們所代表的中、上階級勢力的利益。再加上，在捍衛既存國家機關、重建代議制度這個立場上，還有來自泛左翼陣營的社會黨可以合作，這也使得鬥爭局勢發展下來，對他們日趨有利。最終他們成功迫使葡萄牙共產黨以及其支持的掌權軍官瓦斯科．貢薩爾維斯（Vasco Gonçalves）被逐出臨時政府。

葡共支持的軍人總理瓦斯科．貢薩爾維斯

革命的終結

1975年11月25日，這些代議制度的死忠支持者、對於群眾運動恐懼憂心的勢力，以及親近他們的軍隊派系，更藉由左翼軍官企圖控制傘兵基地密謀政變這個口實，再度向左翼力量發動了攻勢，他們宣佈了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導致了左翼的軍隊派系被清洗、媒體輿論被整頓，許多群眾自發性組織被視為非法，逐步被取締、解散，革命至此走向了退潮。雖然，1976年通過了保證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宣佈國有化政策不可逆轉的新憲法，但是，葡萄牙社會此時已逐步開始朝資產階級代議制度的重建上發展。到了1980年代，憲法中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詞句在修憲中被刪除，國有事業私有化也開始被採行，資本家們逐步取回了他們在革命時期退讓的特權。

為了銘記教訓的紀念

40年過去了，這場「康乃馨革命」成了被主流輿論長期歌頌的標竿，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偉大開端。然而，無論多麼讚頌，都無法掩蓋，這個「民主化」雖然終結了獨裁體制，建立了一種形式上的民主政制，但是在實際上，政權並沒有被占社會多數的勞動人民真正掌握，而是落到了社會上層的資產階級的手裡。透過前述對於這場革命歷程的簡略回顧，我們應能清楚看見，它的結局不必然只是如此的，它曾經具有開創讓勞動大眾真正自我管理，一種更民主、更平等的新社會的歷史動能，但是卻由於缺乏一個能夠更進一步強化、推展這個動能的政治性組織，甚至是本應該肩負起這樣作用的先鋒黨派的錯誤作為，以及背叛性的扮演起了壓制此一動能的角色，導致那樣的可能性流產。

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家里昂．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曾對於1918年德國11月革命中，社會民主黨協助資產階級鎮壓激進工人起義，協助促成代議制度的威瑪共合國成立，此一歷史進程進行這樣的批評：「它完全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完成，而只是一次被社會民主黨砍了頭的無產階級革命；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一次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在擊敗無產階級後，被迫保持虛偽的民主面貌。」不誇張的說，這句話如果借用來評價「康乃馨革命」所開啟的革命過渡時期的總過程，其實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作為這場革命40週年的今天，也許，我們不應該只是簡單的紀念與回顧它，歷史的荒謬總是會在人們忘卻或者簡化過去的時候不斷重演。如果，我們還對於開創新社會有所期待，如果，我們並不滿意歷史終結於現今這種問題重重的社會型態，那麼，最重要的應該是，汲取並緊記這場革命的教訓，以保證當下一次相似的歷史契機再度來臨時，不要再錯失。